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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不只是工具:驅動臨床試驗決策重組與產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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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數 5745
頁數 8
出版作者 黃薰儀
出版單位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出版日期 2026/06/05
出版類型 產業評析
所屬領域 生技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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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AI在臨床試驗中的角色,多被視為提升資料整理與流程效率的輔助工具。然而,在新藥研發失敗率居高不下與臨床III期試驗動輒數億美元成本的壓力下,問題已不再只是效率提升,而是既有的臨床決策架構,是否足以支撐高度不確定的研發環境。相較於臨床前研究,藥物一旦進入人體試驗階段,不僅涉及複雜的臨床判斷與倫理規範,也成為研發風險與資本投入最為集中的環節。多項產業統計與文獻分析指出,候選藥物進入臨床階段後的整體失敗率約達九成,其中,臨床III期試驗因規模龐大且多中心執行複雜,往往同時承擔最高的成本與風險。任何試驗設計錯誤、受試族群異質性過高或病人招募延遲,都可能造成難以回收的時間延誤與資本損失。

隨著治療模式逐步轉向精準醫療,臨床試驗所面臨的挑戰也隨之放大。藥物研發的重心,也由過去的大族群適應症,轉向腫瘤標靶治療、罕見疾病及慢性病長期管理。此趨勢下,受試者納入條件愈加嚴格,符合條件的患者人數明顯減少,進而導致試驗招募期延長。另一方面,跨國多中心試驗的協調難度提高,資料整合與品質控管要求亦同步提升。同時,臨床試驗資料結構亦出現顯著變化。電子病歷、醫學影像、多體學資料、穿戴式裝置與即時生理監測數據逐步納入試驗流程,使資料型態由過去以實驗室檢驗與問卷為主的結構化資料,轉為高維度、多來源與非結構化資料並存的資料環境。然而,多數試驗仍仰賴人工資料清理與傳統統計分析,使既有資料處理流程難以因應日益複雜的資料環境,進而導致決策延遲,甚至錯失潛在療效訊號。

在此背景下,臨床試驗面臨的挑戰已不僅是效率問題,而是既有決策機制與資料治理能力,是否足以應對高度複雜的研發環境。正是在這樣的結構性缺口下,AI開始由工具層面走向決策核心,並逐步推動臨床試驗決策邏輯與產業競爭格局的重組。

 

一、從自動化工具到臨床決策

AI導入臨床試驗之初,多半集中於資料自動化整理與流程優化,例如電子資料擷取、自動資料查核與表單比對等行政性作業。然而,隨著演算法成熟與運算能力提升,其角色已由流程輔助工具,轉向支援甚至參與臨床決策,並對試驗設計、病人分群與風險監測產生實質影響。

 

(一)試驗設計階段:從固定式試驗設計到動態模

傳統臨床試驗多採「固定式試驗設計」,亦即在試驗啟動前即預先確定入選條件、樣本數、主要與次要終點以及統計分析方法,原則上於試驗進行期間不進行重大調整。若需修改設計,往往必須提出修正案並重新審查,導致時間延誤與成本增加。在高失敗率與高資本壓力環境下,這種一次性決策模式逐漸顯露其風險。

在此情勢下,AI已被導入試驗設計階段,用於模擬不同入選條件、樣本數與終點設計對試驗結果的影響。以Unlearn.AI開發的數位分身技術為例,可建立虛擬患者模型,用以模擬疾病進程與治療反應。根據其公開回溯性驗證資料,該模型在神經退化性疾病歷史試驗數據中,能夠重建實際對照組疾病進展曲線,並減少20~40%實體對照組樣本數。在整體樣本數不變的情況下,亦可提升辨識療效差異的能力,並有助於完善樣本數規劃與終點設計。

雖然目前數位分身尚未正式取代實體對照組,但已被應用於試驗規劃與設計優化討論中,並與監管機關展開技術交流。此類技術的關鍵意義在於,使試驗設計由過去依賴經驗與假設的固定式決策,轉向以歷史資料訓練與預測模型為基礎的動態模擬與情境分析。

 

(二)病人招募與分群:精準匹配取代人工篩選

病人招募長期被視為臨床試驗延遲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在腫瘤與罕見疾病試驗中,生物標記條件日益細分,人工逐筆篩選電子病歷效率極低,且在多中心環境下容易遺漏潛在符合條件的患者。

以Deep 6 AI為例,運用自然語言處理與機器學習技術,解析電子病歷及醫師撰寫之非結構化紀錄,並將臨床試驗的納入與排除條件轉換為可搜尋之邏輯規則。根據其與大型醫療機構的合作案例,透過AI搜尋數百萬筆醫療紀錄後,潛在符合條件患者的識別速度可提升5~10倍;在部分腫瘤試驗中,招募時間亦可縮短約50%,並同時降低人工篩選所需的人力與行政成本。

若說前述應用主要體現在搜尋效率的提升,在腫瘤精準醫療領域,Tempus進一步整合基因體定序資料與臨床結果,將AI應用於族群結構優化與分層決策。其臨床決策平台Tempus ONE可即時比對患者基因體特徵與臨床試驗條件,加速生物標記比對效率;研究分析平台Tempus Lens則提供大規模去識別化腫瘤資料分析能力,用於驗證分子亞型分布與治療反應差異,支援試驗設計前期的族群分層策略。

在標靶治療與免疫療法試驗中,族群同質性將直接影響辨識療效差異的能力與療效判定結果。透過分子層級資料於試驗前期進行精準分層,不僅有助於提升療效判定效率,亦可降低因族群異質性過高而導致療效訊號被稀釋的風險。

因此,AI在招募與分群上的實質成效,不僅體現在招募時間縮短與篩選成本降低,更體現於將族群同質性控制前移至試驗設計階段。雖然這些應用並未直接改變藥物本身的生物學療效,但在高成本與高風險的腫瘤臨床試驗環境中,其所帶來的效率與精準度的提升,已成為強化臨床試驗成功機率與資本效率管理的重要因素。

 

(三)試驗執行與安全監測:即時風險預測取代事後查核

在試驗執行階段,AI的價值逐步延伸至風險預測與資料品質管理。傳統監測模式多屬全面性事後查核,需投入大量人力與時間。AI導入後,監測策略逐步轉向風險基礎監測。

以Medidata所開發的AI風險監測平台為例,其整合風險基礎監測(Risk-Based Monitoring, RBM)機制,透過機器學習模型辨識異常資料與潛在偏差,使監測人力由全面查核轉向重點監控。透過此平台,可降低20~30%的風險基礎監測成本、減少不必要的現場查核次數,並提前辨識資料偏差與潛在品質問題。在疫情期間,已有多家藥廠導入遠距監測與AI風險分析機制,使試驗得以在現場訪查受限情況下持續進行,同時維持數據完整性。此一發展顯示,AI已逐步成為臨床試驗管理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工具。

此種管理模式的轉變,使臨床試驗由事後稽核走向即時風險管控,並將資料品質管理納入前瞻式決策架構。

 

二、技術世代分工:成熟應用與高門檻創新並行

從技術發展角度觀察,AI在臨床試驗中的應用並非單一路徑演進,而是呈現不同成熟階段技術並行推進的發展態勢。其中,一類為已進入商業化與大規模部署階段的成熟應用技術;另一類則為仍處於驗證與監管磨合階段的高門檻創新技術。

首先,以機器學習與預測分析為核心的應用,已成為目前最成熟、且最具商業化基礎的第一代臨床試驗AI技術。此類技術廣泛應用於病人分群、試驗結果預測、招募進度管理與中途退出風險評估,特別在樣本數龐大、試驗週期長的臨床II期與臨床III期試驗中,能明確展現降低成本與時程的效益。

其次,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技術的導入,則有效突破臨床試驗長期受限於非結構化資料的瓶頸。臨床紀錄、醫師筆記與試驗設計文件中所蘊含的關鍵資訊,過去難以被系統性利用。但在導入NLP技術後,研究團隊則得以將這些文字資料轉化為可分析的結構,並進一步應用於病人篩選、合規檢核與決策支持流程中。相較於機器學習著重於預測與風險評估,NLP的核心價值在於資料解鎖,使原本紀載於文本中的資訊得以進入分析體系,強化臨床試驗的決策一致性與證據完整度。

再者,數位雙生(Digital Twin)與虛擬試驗模擬技術,則代表下一代高技術門檻的發展方向。透過建立虛擬病人模型,研究人員可在實際招募前,模擬不同治療策略與試驗設計對結果的影響,以降低實體試驗中病人暴露風險與失敗成本。然而,此類技術高度依賴高品質、多來源資料的整合,以及監管機關對其科學有效性的認可,短期內仍處於導入與驗證並行的階段。

另一方面,聯邦式學習則提供另一種技術路徑,透過在資料不離開原始機構的情況下進行模型訓練,回應跨機構與跨國資料隱私與合規挑戰。此類架構特別適用於多中心臨床試驗環境,能在保障資料安全前提下,提升模型於多中心與多族群資料條件下的適用性與穩定度。儘管聯邦式學習與數位雙生同屬高潛力技術,其大規模應用仍有賴於法規接受度、資料標準化程度及跨機構合作機制的逐步成熟。此種各類技術依成熟程度分階段推進的發展態勢,使AI臨床試驗由流程效率優化,逐步邁向更深層的決策架構調整,並為後續制度化推進與平台整合競爭奠定基礎。

 

三、AI臨床試驗市場快速成長且競爭結構正朝平台化發展

隨著AI在臨床試驗中逐步建立不可取代的決策價值,相關市場規模亦持續擴大。根據BCC Research估計,全球AI臨床試驗市場於2025年的23.6億美元,預期至2030年將成長至65.4億美元,2025~2030年複合年成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達11.0%(圖1)。此一成長動能,主要來自臨床試驗複雜度持續提升,以及藥廠與委託研發服務機構(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CRO)對於降低研發風險與縮短時程壓力的迫切需求。

 

資料來源:BCC Research;DCB產資組ITIS研究團隊(2026/06)

圖1  2025年全球AI在臨床試驗市場之規模與成長趨勢

 

從應用階段觀察,臨床III期試驗為目前AI導入比例最高的應用場景,占43%,其次為臨床II期試驗,占26.7%。臨床III期試驗規模大、成本高,任何效率提升或失敗風險降低,皆可產生顯著經濟效益,使AI導入具備明確的投資回報基礎。因此,AI導入初期多集中於風險預測、招募優化與監測效率提升等具明確量化效益的應用領域。

然而,隨著導入程度提高,市場競爭焦點已由單一AI工具的功能優劣,轉向平台整合能力與資料治理能力的競爭。AI不再只是附加於既有試驗流程上的輔助工具,而是逐步嵌入試驗設計、執行與監測全流程,形成跨部門、跨資料來源的整合架構。

目前,包括IQVIA等臨床數據與CRO服務商,以及NVIDIA等運算基礎設施供應商,不僅提供演算法模型,更整合雲端運算資源與高效能GPU架構,使AI模型可在大規模、多中心試驗環境中穩定運作。此一發展顯示,AI臨床試驗市場正由分散的工具型市場,逐步邁向以資料整合與基礎設施能力為核心的競爭結構。競爭關鍵也正由模型準確度的比較,逐步轉向資料資產整合、運算資源部署與監管合規能力的整體布局。

 

四、臨床試驗合規導入AI的關鍵:法規治理門檻

AI在藥物臨床試驗中的應用,已由早期技術驗證階段,逐步邁向制度化與合規化發展。當AI開始參與試驗設計優化、族群分群、療效預測與風險監測等核心環節,其影響已超越效率提升,並進一步影響臨床判斷與受試者風險管理。因此,AI能否被納入正式審查與試驗流程中,關鍵不在技術成熟度本身,而在於制度是否提供清晰且可預測的合規框架。

在歐洲,歐盟於2024年正式通過《AI Act》,並自2025年起分階段適用。該法將醫療相關AI系統列為高風險應用類別,要求建立風險管理機制、資料品質控管、模型可追溯性與人工監督制度。凡AI系統可能影響治療策略或受試者安全,即須符合高風險治理標準。這意味著,在歐洲市場導入AI輔助臨床試驗時,企業除遵循既有藥品監管規範外,尚須同時符合AI法規所要求的風險治理架構,制度門檻明顯提高。

在美國,雖未制定獨立AI專法,但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已透過既有藥品審查制度與真實世界證據(Real-World Evidence, RWE)應用框架,逐步將AI納入可審查範圍。審查重點集中於模型可解釋性、資料來源代表性與族群偏差風險控管。美國並未建立獨立AI監管體系,而是將AI嵌入既有醫療監管架構,使其成為臨床資料評估與證據形成過程的一部分,並強調可驗證性與可審查性。

在此全球制度逐步成形的背景下,臺灣於2025年12月三讀通過《人工智慧基本法》,並於2026年1月公布施行,建立風險分級與負責任AI原則的法律基礎。該法強調人本、公平與透明原則,並要求明確責任歸屬與資料可追溯性。對於AI臨床試驗應用而言,這代表相關技術已具備法律定位,模型設計與部署階段即須納入偏差檢測、可解釋性與人工監督機制,使技術開發與合規要求同步進行。

制度門檻的提升,同時也重塑產業結構。高風險治理要求模型可追溯、資料可驗證與決策可審查,使企業難以僅依單點工具方式導入AI,而必須建構完整的資料管理與風險控制架構。在此趨勢下,產業競爭焦點逐漸由演算法性能本身,轉向能否建立整合式臨床試驗基礎設施。大型藥廠與CRO公司亦開始強化內部資料治理與模型管理能力,使臨床試驗資料轉化為可長期累積與再利用的策略資產。

對臺灣而言,此一制度基礎亦蘊含發展契機。臺灣醫療體系高度數位化,健保資料庫與電子病歷整合程度高,若能在去識別化與跨院資料標準上建立穩定且可審查的制度機制,將有利於發展AI輔助族群分群與試驗模擬技術。當全球市場逐步提高AI臨床試驗的合規門檻,具備制度透明與資料治理能力的地區,將更有機會成為跨國合作與AI臨床試驗示範應用的重要場域。

 

五、總結

AI之所以快速滲透臨床試驗體系,關鍵不在於單一技術突破,而在於臨床研發本身已出現高複雜度與高不確定性的結構性轉變。當精準醫療成為主流,試驗族群縮小、資料來源多元化與跨國多中心執行成為常態,傳統依賴固定設計與人工判讀的決策模式,已難以回應效率與風險控管的需求。AI的導入,正逐步填補決策與資料能力之間的落差。

從應用面觀察,AI已由資料自動化與流程優化工具,逐步進入試驗設計、族群分層與風險監測等核心決策節點。數位雙生技術使試驗設計由一次性假設決策轉為可模擬推演;NLP與基因體整合平台則可提升招募精準度與族群同質性;風險基礎監測系統則將監管模式由事後稽核轉為即時預測。這些改變的共同特徵在於,AI已成為影響試驗運作邏輯的重要基礎能力。

在市場層面,AI臨床試驗的競爭已不再只是單一工具效能的比較,而是整體生態系統整合能力的較量。隨著導入程度提高,模型準確度已不再是唯一衡量標準,資料治理能力、運算資源配置以及跨部門協作效率逐漸成為核心評比項目。臨床試驗資料能否持續累積並有效再利用,已逐漸成為企業建立長期研發優勢的重要基礎。

同時,制度門檻的提升亦加速產業結構的重組。歐盟《AI Act》、美國FDA既有監管架構,以及臺灣AI基本法所建立的風險分級與負責任AI原則,均強調AI應用須具備可追溯與可審查性。在此框架下,單點式導入逐漸失去可行性,企業必須在模型治理與資料管理層面建立明確且可驗證的管理機制,才能在合規前提下實現規模化運作。

整體而言,AI正重塑臨床試驗的運作模式,使其逐步擺脫一次性專案管理框架,發展為具備持續學習與優化能力的智慧研發系統。未來臨床研發的競爭重心,也將更加體現在資料治理能力、模型運用成熟度與制度整合成效等綜合實力。AI所帶來的變化,不僅提升流程效率,更影響了企業風險界定、資本配置與證據管理的決策方式。在合規框架下建構可持續累積與再利用的臨床資料資產,將成為企業建立長期研發優勢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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