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的倡議與推動，根源於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的巨變，以及新冠疫情對中國大陸經濟造成的劇烈衝擊；以技術創新為驅動，以資訊網絡為基礎，新基建被賦予復甦國內經濟與領跑全球科技的重要使命。數位、智慧、創新作為新基建的三大核心，中國大陸希冀將由疫情帶來的壓力轉化為動力，將中國由製造國家轉變為創新國家。未來新基建將與內循環相輔相成，作為中國大陸兩大國家經濟戰略，共同應對美中科技脫鉤乃至於各國科技民族主義盛行下所帶來的挑戰。然而我們也須留意，新基建在科研人力、資金及技術上仍有許多尚待突破的瓶頸，基礎建設也往往難以避免產能過剩及地方債務危機惡化的問題，這些都是未來在評估新基建政策成效時可以關注的幾個指標。能否吸引國內外企業積極參與新基建投資，更是新基建能否帶動中國新一波產業革命並成為科技強國的重要關鍵。
一、新基建的概念與內涵
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基建），已然成為2020年中國大陸經濟建設領域最受廣泛關注的焦點；新基建一詞並非全新概念，早於2018年12月所召開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已經明確人工智慧、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而新冠疫情無疑扮演了社會數位化、智慧化加速器的角色，原本處於貿易戰壓力下的中國大陸經濟遭逢新冠疫情的衝擊，成為時隔兩年重提新基建的重要背景（參見表1）。預估未來五年，中國大陸在5G網路、AI、工業互聯網、物聯網、數據中心、雲計算、固定寬頻、傳統基礎設施數位化智慧化升級等重點領域投資，總規模將達17.5兆人民幣。
表1 歷年提及新基建相關會議匯總
新基建已然成為關乎中國大陸經濟復甦、產業升級與全球科技競爭的關鍵；與傳統以鋼筋水泥為主的「鐵公雞」老基建不同，新基建立足於高新科技，以技術創新為驅動，以資訊網絡為基礎，主要包括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和創新基礎設施等三個面向；從廣義上講，信息基礎設施可作為升級傳統產業的工具，融合基礎設施可作為新興技術的大規模集成應用，為中國智慧城市的發展構建框架，創新基礎設施則為下一代產品的發明奠定所需的研發基礎，易言之，科技創新驅動、數字化、資訊網絡此三要素成為新基建工程的三核心，也是中國大陸下一步經濟發展的主要路徑。一言以蔽之，即是數位科技產業化與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所代表的產業數位化。[1]
表2 新基建三大建設方向
新基建與傳統基建相比，不同點有四，第一，從過去的趕超進入到領跑階段；中國力圖由技術跟隨者轉換為技術領導者的地位。此外，建設重點不同，傳統基建重視硬體設施建設，新基建強調新一代資訊技術和數據的應用，軟硬體建設並重；例如，缺少基地台的建設，就難以布局5G發展，第三，強調產業的協同發展，5G、AI、工業互聯網、大數據等數位資訊產業，彼此關聯度極高，必須同步發展。最後，政府與市場力量及企業也必須緊密配合。與傳統基礎建設設施強調國家政府的主導性不同，新基建中民營企業乃至於外資企業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投資額巨大、回報時間長、公共性質較強的項目，以政府為投資主體；商業化前景相對明朗的投資，則可以由民間力量扮演重要角色。
二、新基建的政策背景與重要意義
中短期來說，新基建是擴內需、穩投資跟保增長的動力，是刺激大陸國內經濟復甦的重要舉措，但作為長期、龐大的投資計畫，著眼的當然不只是當前的新冠疫情，因此不宜以短期的紓困方案或者振興政策視之，新基建已經上升為國家經濟長期戰略目標，從長遠看，中國大陸希望透過新基建推動產業升級、促進國家治理的智慧化，進一步為建設製造強國及網絡強國兩個強國建設戰略需求而服務。以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為戰略目標。數位、智慧、創新作為新基建的特色，根本意圖是將疫情帶來的壓力轉化為動力，將中國打造為創新國家，由製造中國變成創新中國。
從科技競爭的領域來看，全球各國紛紛將科技創新的目光聚焦在人工智慧、半導體、量子科學和5G等決定未來經濟發展的關鍵技術上。歐美各國開始對本國的技術實行保護主義，但同時又給予中國必須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壓力。新冠疫情後，在國際關係格局與地緣政治劇烈變化下，中國大陸轉向國內消費及科技大循環，聚焦以國內消費、市場和企業作為中國成長的主要驅動力，正是預先為經濟布局作出轉向調整，依託以5G、人工智慧、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等科技創新領域的「新基建」投資，有利於中國佔領全球產業競爭的戰略高地。簡言之，新基建促使市場注入更活躍的投資，加快了5G、AI等新興技術的應用普及，並有利於傳統基礎設施的升級，而「國內大循環」瞄準中國國內市場，通過擴大內需、刺激國內消費與投資，完善完整產業鏈與供應鏈，「內循環+新基建」成為中國大陸應對去中國化與新冷戰壓力下的兩大國家經濟戰略。
以徐州工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徐工集團）為例，該公司是中國大陸工程技術型創新的典範，受惠於走出去及一帶一路等國家倡議，該公司在奈及利亞、委內瑞亞、及玻利維亞等國取得大筆訂單，2017年，徐工出口全球177個國家，在「一帶一路」地區出口量中，位居中外資品牌出口第一，但疫情使得許多發展中國家無力償還債務，也無力增購更多工程機械設備；但隨著內循環及新基建工程的推動，徐工集團重新獲得市場利基；再以中國國新控股接連併購矽谷及英國晶片設計公司失敗為例，中國大陸試圖併購海外關鍵技術正變得愈發艱難，這也是為何在新基建布局中特別強調優先鼓勵外資投入高科技產業、研發環節，以補齊中國大陸的產業鏈劣勢。中國將於今年10月召開十九屆五中全會，屆時將研究制訂「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不難看出主打經濟內循環加上新基建兩大國家戰略，依靠科技創新建設科技強國的發展脈絡相當清晰。
正如Hinrich Foundation 在Strategic US-China decoupling in the tech sector及Techno-nationalism and the US-China tech innovation race兩份報告中所強調的，中美地緣政治競爭已經抵達了一個臨界點，並逐步演變成一場新冷戰，技術民族主義將在全球科技競爭中成為主流，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越來越注重透過自身的技術民族主義用以對付北京的經濟民族主義，創新與企業行為被迫與一國的國家安全，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相連結，無論是歐美或者中國，彼此內部技術供應鏈的必然重組與部分經濟脫鉤幾乎已成定局。
三、新基建的挑戰
對於以新基建作為提振經濟的手段，不少中國大陸國內外經濟學家均持保留態度，例如，投資的資金從何而來、政府扮演的角色、何時能收成效，都是學界爭論的焦點，例如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與金融學教授許小年便認為，疫後最重要的是救濟而非刺激，應該將經濟救濟的資金直接發給中小企業和個人，而不是以新基建的方式，提供大企業資金，再由大企業活絡產業鏈上下游；其次，盡管發改委對新基建範圍給出了相對明確的界定，但由各地陸續公布的新基建方案來看，新基建概念的界定仍然存在一定的模糊性。部分領域並不代表創新，軌道交通和特高壓、能源汽車充電站不應被稱為新基建，根本上是傳統基建的老面孔。另外，針對新基建的投資主要集中在硬體基建領域，以5G為例，中國聯通與電信2020年前三季度的5G基地台投資計畫為25萬個，中國移動建設計畫為30萬個。但在工業互聯網建設上則尚待進一步推廣普及。
基礎建設投資，往往免不了重覆建設、浪費資源及產能過剩的後遺症，目前各省市雖紛紛響應新基建國家戰略，但投資的內容多數仍以老基建或者硬體建設為主。新基建必須防止一哄而起的運動式增長，以避免各地地方政府因追求增長數字，造成債務危機的惡化。處於起步階段的數位經濟，市場需求仍在培育當中，必須留意新基建因市場需求不足，導致資源過度閒置的問題。另一方面，新基建又必須留意數位鴻溝的現象，避免在建設過程中出現地區或群體發展上的不平衡。各地發展基礎與社會條件不同，必須明確各地優劣勢，並做好通盤規劃。
另一方面，關鍵產品受制他國。現今大陸面臨美國乃至歐洲等國的科技封鎖，如何獲得關鍵產品的穩定進口，甚至形成自主供應鏈，這是政府必須面臨的另一個難題。中美科技戰下，美國加強對中國大陸科研人員的調查及對中國留學生留學領域的規制，進一步限制了中國吸引海外人才乃至於取得國外技術的難度。
最後一個更為關鍵的問題是，新基建希望吸引更多的民營企業投入，對比於傳統基建，新基建更依賴於市場力量和私人投資，尤其是數位基礎設施的建設，將至少部分地必須由中國民營公司來推動，但對於民營企業乃至於外資企業而言，如何提供誘因，使得他們有動機服膺國家戰略目標準民營公司是否、以及如何將政府的願望變為現實，仍然取決於政府資金分配以及相關的政策支持。但具備全球野心的民營科技公司，未必樂意與國家走得太近；過多的涉入新基建工程，極可能被視為國家科技野心的輸出工具。總而言之，內循環的推動絕非閉關鎖國，中國大陸政府應該通過不斷地改善營商環境，建立公開透明的資訊披露機制，為外資提供更多的參與機會與更多的市場開放，吸引國內外企業積極參與新基建投資，這將是新基建能否帶動中國新一波產業革命並成為科技強國的重要關鍵。